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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6年 綏遠抗戰 百靈廟大捷

2012-04-14 22:26:31 作者: 來源:中國歷史網 點擊:


  
  中國國民政府綏遠省主席兼第35軍軍長傅作義以“不惹事,不怕事,不說硬話,不做軟事”的原則同日軍和德王進行堅決斗爭,在軍事上也作了相應的準備。
  
  1936年11月5日,日本侵略者在嘉卜寺召開侵綏軍事會議,決定集中兵力向綏東進犯,企圖侵占紅格爾圖,直迫綏遠省會歸綏(今呼和浩特),再分兵進占綏東平地泉(集寧)與綏西包頭、河套。傅作義獲悉后,迅速秘密集結兵力,進行迎戰部署。15日,日偽軍一部5000余人,在野炮、裝甲車、飛機掩護下,向紅格爾圖猛烈進攻。中國軍隊4個多團迎擊日偽軍,傅作義親臨平地泉前線指揮作戰。從16到18日,日偽軍的連續進攻均未得逞。19日,將偽軍擊潰,敗退商都。
  
  紅格爾圖戰役后,日偽軍深恐中國軍搗毀其偽政權,派偽蒙軍一部進占大廟,增強百靈廟外圍防御力量外,還令偽蒙軍隨即抽調兵力加強商都、化德的防務,并在綏北百靈廟構筑堅固的防御工事。再增派日本軍官200余人補充各偽軍部隊任指導官。還擬抽調偽滿軍及日軍一部由赤峰開往多倫、商都、百靈廟等地,待機進犯綏東、綏北。
  
  蔣介石此時正集中大量軍隊準備“圍剿”紅軍,僅派一小部兵力援綏。為了粉碎日軍的侵略陰謀,傅作義決定展開主動進攻作戰。紅格爾圖戰斗勝利后,11月22日,傅作義命令所屬部隊4個多團集結在百靈廟東南二分子、烏蘭忽洞一帶,選定東南山口為主攻方向,奇襲百靈廟。11月23日夜,部隊冒零下42℃嚴寒,向百靈廟發起攻擊,很快占領了外圍山頭,將敵壓縮在山內平地。日軍顧問在前沿督陣,指揮偽蒙軍第二軍第七師扼守女兒山進行阻擊。11月24日晨,中國軍隊指揮官命令山炮營進至百靈廟東南高地,集中火力猛攻女兒山,并配以裝甲車隊,向東南山口沖擊。與此同時,騎兵團攻占北山,控制了飛機場,斷敵后路。敵由東北方向敗退大廟。中國軍隊收復百靈廟,殲滅偽蒙軍第7師大部。12月2日,擊潰日偽軍4000余人對百靈廟的反撲,殲其700余人,并于10日收復大廟(錫林木楞廟),20余名日本顧問被擊斃,先后爭取偽蒙軍4個旅反正。
  
  綏遠抗戰和百靈廟大捷,是中國軍隊自1933年長城抗戰以來取得的唯一一次完全勝利。在日本步步進逼、南京政府步步退讓、中國民眾抗日愿望長期遭受壓抑的情形下,極大地興奮了中國人民的抗戰熱情,傅作義將軍的壯舉,符合中國共產黨號召停止內戰、共同抗日的一貫主張,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高度贊譽。

  綏遠抗戰從1936年11月15日開始,到12月19日結束。整個抗戰又分為紅格爾圖戰斗、百靈廟戰斗和錫拉木楞廟戰斗。其中尤以百靈廟戰斗影響最大,因而人們通常把綏遠抗戰稱作“百靈廟戰役”或“百靈廟大捷”。
  
  一紅格爾圖戰斗
  
  1936年11月13日,王英所部偽軍兵分兩路從商都分向興和、紅格爾圖進攻。15日,偽軍1500人進抵紅格爾圖附近的陽坡村,與駐綏軍前哨部隊接觸。16日,偽軍向紅格爾圖猛攻,守軍據壘抗擊,“戰斗二小時,匪死傷六七十名,被擊退”,敵攻勢頓挫。
  
  紅格爾圖屬綏遠陶林縣,為千余人口的小鎮,西距縣城80公里,南離集寧90公里,東距敵偽盤踞的商都30公里,為綏、察交界之要沖,是綏東北的門戶,是商都通往百靈廟的必經之地。駐守這里的是騎兵第1師彭毓斌部的3個連。彭毓斌在獲悉戰訊后即派騎兵第6團增援。16日、17日兩天中,田中隆吉、王英指揮2個騎兵旅、1個步兵旅向該鎮猛撲。守軍拼力奮戰,紅格爾團始終在綏軍手中。
  
  傅作義、趙承綬于11月15日午夜到達集寧前線指揮。傅分析各方面的情況后認為:進犯紅格爾圖的偽軍雖非敵之主力,然其諸兵混合,隊伍龐雜勢眾,如敵首戰取勝,可增偽軍氣勢,威脅綏省安全,影響晉綏軍士氣,并能西進綏西,對晉綏軍形成危害。于是決定首戰應擊破紅格爾圖當面之敵。采其“守點以抑留敵人,集中主力進攻”的作戰方針,即“借各城鎮之既設工事,以民眾守要點(縣城及有工事之較大村鎮),使正規軍隊機動出擊敵之據點”;或向來犯敵人主動出擊,先擊一路,各個擊破。
  
  11月16日上午,傅作義與趙承綬發出作戰命令:由騎兵第1師師長彭毓斌率騎兵4個團,由步兵第218旅旅長董其武率步兵2個團及炮兵1個營,在彭毓斌、董其武統一指揮下,以秘密、迅速的行動殲擊紅格爾圖附近之敵,并限于17日夜間發起襲擊。并調駐豐鎮的第68師第401團至大六號,掩護集寧東北一帶,支援出擊部隊。此時,偽軍王英部在前線約三四千人,其一部圍攻紅格爾圖,余分布于土城子、打拉村、臺道灣等處。18日凌晨1時30分,晉綏軍發起全線攻擊,戰至上午7時,土城子大部被攻占,紅格爾圖東、南、北三面之敵向北方逃竄。8時半,騎兵第1師師部進入紅格爾圖。此役擊斃偽軍500余人,俘20余人,連同前3天的保衛戰,共斃偽軍1000余人。晉綏軍從俘虜中找出了王英軍的電臺臺長、日本人牟禮吉和雇員松村利雄。在紅格爾圖激戰的同時,李服膺部1個團在興和與敵展開了攻防戰,經17、18兩日激戰,王英部偽軍于20日全部退出興和。
  
  傅作義于紅格爾圖初戰告捷的當晚,乘敵一時難以再犯之機,先發制人,立即發起百靈廟戰役。蔣介石也于11月16日從洛陽致電閻錫山:“即令傅作義主席向百靈廟積極占領,對商都亦可相機進拳…非此時乘機占領百靈廟與商都,則綏遠不能安定也。”駐綏軍遂準備進攻百靈廟。

  深遠的影響
  
  綏遠抗戰沉重打擊了日、偽軍的囂張氣焰,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侵吞綏遠的陰謀。“九一八”事變后,中國對日先后有過淞滬、長城抗戰,每次戰后無一不是以簽訂割地喪權的辱國條約而告終。而綏遠抗戰獲得了既收復了失地、又沒有簽訂任何條約的勝利。日本關東軍原以為晉綏軍不中用,一嚇唬就跑,“只要由日本人作顧問,以王英部打前鋒,利用漢人打漢人……蒙古軍督后,作為第二線支援”就可取勝。事實與日軍的愿望相反:近萬名偽軍和幾十名日本顧問被殲滅,“大漢義軍”徹底覆滅。此后日本不得不撤走了在青(海)、綏(遠)、寧(夏)地區的日本僑民,撤銷了阿拉善地區的特務機關。從此,日本關東軍也不輕信偽軍了。
  
  其次,激發了全國人民空前的抗戰熱忱。綏遠抗戰勝利的消息傳到全國各地,“四萬萬人聞之,神為之旺,氣為之壯”,各地“自動組織各種救國團體與武裝力量,如救國會、后援會、義勇軍、宣傳隊、救護隊、慰勞隊、募捐隊等,努力擴大救亡陣線,加強抗日力量……”西安、上海、北平等大中城市的廣大群眾、各階層人士及一些海外僑胞自發參加了“捐萬件皮衣”、“以一日所得援綏”等運動,紛紛要求將綏戰擴大為全國性的抗戰。上海日商紗廠的4.5萬名工人為抗議日本侵綏舉行罷工。有人認為“這是‘五卅’以來,對日本帝國主義最大的一次打擊”。日本當局也承認,“綏戰使抗日氣氛一度上升”。
  
  第三,增強了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抗戰信心,誘發了“西安事變”。各地實力派為綏戰抗敵勝利而備受鼓舞。剛剛結束了兩廣事變的李宗仁、白崇禧發表通電,要求把前往西安“剿共”的中央軍開往綏遠,將廣西軍隊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綏。閻錫山遵其父遺囑,將87萬元的遺產作了援綏款。李宗仁、白崇禧還抗議將抗日七君子監禁,指出:“如政府加以迫害,遂使全國志士寒心。”應傅作義之請,宋哲元與韓復榘一度會晤于南宮,商討援綏事項(由于蔣介石的阻撓,宋、韓援綏事未能實現)。
  
  綏遠抗戰勝利的消息傳到西安,東北軍、第17路軍廣大將士普遍喊出了“我們要援綏抗日,收復失地”的口號。東北軍的將士找到張學良痛哭:“即使中央不同意,我們也要自行組織隊伍援綏”。傅作義在綏遠抗戰勝利后成了全國人民敬仰的英雄,而張學良卻戴著“不抵抗將軍”的帽子。這深深地刺痛了他的愛國自尊心。11月27日,張學良向蔣介石遞交了《援綏請纓抗敵書》。12月3日、7日。張學良又兩次向蔣介石哭諫,要求援綏和釋放七君子。蔣介石不同意,還以“沒必要再派軍隊去綏遠,必須集中全力消滅共產黨”為由,將張痛斥一通。12月9日,西安學生在紀念“一二·九”一周年大會上高喊“歡迎武裝同志援綏”的口號,堅定了張學良、楊虎城兵諫的決心。張、楊于12月12日發動了“西安事變”。西安事變發生后,張、楊在著名的通電中申明原因,并指出:“綏東戰起,群情鼎沸,士氣激昂。于此時機,我中樞領袖應如何激勵軍民,發動全國之整個抗戰。乃前方守土將士浴血殺敵,后方之外交當局仍力謀妥協……”1946年12月12日,周恩來在延安人民舉行的西安事變紀念會上講演時指出:“唯獨蔣介石先生別具心腸,硬要在日寇進攻綏東之際,拒絕東北軍請纓抗日,強迫張學良、楊虎城兩將軍繼續進行內戰。但他這種倒行逆施,不僅未能達到目的,反而激起了西安事變……”西安事變是由諸多原因誘發的結果。蔣介石拒絕張、楊援綏之請,也是觸發兵諫最直接的原因之一。
  
  綏遠抗戰是國民政府駐綏部隊抗擊以日本人為顧問、以偽軍為主力,旨在保衛國土、收復失地而取得圓滿勝利的一次戰役。僅就軍事角度而言,最主要的原因是戰役指導正確。它一掃3年前長城抗戰中分兵把口、處處設防、被動挨打的消極防御方針,采取了主動出擊、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作戰方針。掌握優勢,機動兵力,把打擊目標首先指向對我威脅最大、敵主力所在之紅格爾圖,爾后再及其他。每戰都集中兵力打擊敵之一部,對余敵取守勢。由于集中兵力各個擊破,使晉綏軍每戰均居于優勢。傅作義在戰后總結說:“以綏省現有之兵力,若分路迎擊,必致兵力分散,處處薄弱,重蹈過去長城抗戰各不相及之復覆,難期成果;必須集結優勢,先擊一路,再及其他,期能各個擊破。”
  
  采取奇襲戰術也是獲得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。紅格爾圖之戰時,傅令彭毓斌、董其武率部出敵不意地抄襲敵后,使其猝不及防。百靈廟之戰時,各部隊“晝伏夜行,竭力秘密”,逼近敵陣地;迨全部攻擊部隊進入攻擊位置時,“百靈廟守敵仍在酣睡,竟一點也未發覺”。
  
  另外,重視心理戰、采取軍事打擊與政治爭取相結合的策略,亦為獲勝的原因之一。“以華制華”是日本侵略者慣用的手法。傅作義認為,對德王、李守信、王英等死硬分子難以策反,但廣大的漢、蒙官兵一般都有愛國思想,不甘心當漢奸。為了策反、瓦解敵之營壘,駐綏軍在1936年夏即成立專門機構,以“中國人不打中國人”的口號與偽軍接洽。隨著日、偽軍在戰場上的不斷失敗,偽軍紛紛反正,使“敵力大減,敵氣沮喪”,從而得以以較小的代價獲得重大的勝利。
  
  

  深遠的影響
  
  綏遠抗戰沉重打擊了日、偽軍的囂張氣焰,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侵吞綏遠的陰謀。“九一八”事變后,中國對日先后有過淞滬、長城抗戰,每次戰后無一不是以簽訂割地喪權的辱國條約而告終。而綏遠抗戰獲得了既收復了失地、又沒有簽訂任何條約的勝利。日本關東軍原以為晉綏軍不中用,一嚇唬就跑,“只要由日本人作顧問,以王英部打前鋒,利用漢人打漢人……蒙古軍督后,作為第二線支援”就可取勝。事實與日軍的愿望相反:近萬名偽軍和幾十名日本顧問被殲滅,“大漢義軍”徹底覆滅。此后日本不得不撤走了在青(海)、綏(遠)、寧(夏)地區的日本僑民,撤銷了阿拉善地區的特務機關。從此,日本關東軍也不輕信偽軍了。
  
  其次,激發了全國人民空前的抗戰熱忱。綏遠抗戰勝利的消息傳到全國各地,“四萬萬人聞之,神為之旺,氣為之壯”,各地“自動組織各種救國團體與武裝力量,如救國會、后援會、義勇軍、宣傳隊、救護隊、慰勞隊、募捐隊等,努力擴大救亡陣線,加強抗日力量……”西安、上海、北平等大中城市的廣大群眾、各階層人士及一些海外僑胞自發參加了“捐萬件皮衣”、“以一日所得援綏”等運動,紛紛要求將綏戰擴大為全國性的抗戰。上海日商紗廠的4.5萬名工人為抗議日本侵綏舉行罷工。有人認為“這是‘五卅’以來,對日本帝國主義最大的一次打擊”。日本當局也承認,“綏戰使抗日氣氛一度上升”。
  
  第三,增強了國民黨地方實力派的抗戰信心,誘發了“西安事變”。各地實力派為綏戰抗敵勝利而備受鼓舞。剛剛結束了兩廣事變的李宗仁、白崇禧發表通電,要求把前往西安“剿共”的中央軍開往綏遠,將廣西軍隊一部或全部北上援綏。閻錫山遵其父遺囑,將87萬元的遺產作了援綏款。李宗仁、白崇禧還抗議將抗日七君子監禁,指出:“如政府加以迫害,遂使全國志士寒心。”應傅作義之請,宋哲元與韓復榘一度會晤于南宮,商討援綏事項(由于蔣介石的阻撓,宋、韓援綏事未能實現)。
  
  綏遠抗戰勝利的消息傳到西安,東北軍、第17路軍廣大將士普遍喊出了“我們要援綏抗日,收復失地”的口號。東北軍的將士找到張學良痛哭:“即使中央不同意,我們也要自行組織隊伍援綏”。傅作義在綏遠抗戰勝利后成了全國人民敬仰的英雄,而張學良卻戴著“不抵抗將軍”的帽子。這深深地刺痛了他的愛國自尊心。11月27日,張學良向蔣介石遞交了《援綏請纓抗敵書》。12月3日、7日。張學良又兩次向蔣介石哭諫,要求援綏和釋放七君子。蔣介石不同意,還以“沒必要再派軍隊去綏遠,必須集中全力消滅共產黨”為由,將張痛斥一通。12月9日,西安學生在紀念“一二·九”一周年大會上高喊“歡迎武裝同志援綏”的口號,堅定了張學良、楊虎城兵諫的決心。張、楊于12月12日發動了“西安事變”。西安事變發生后,張、楊在著名的通電中申明原因,并指出:“綏東戰起,群情鼎沸,士氣激昂。于此時機,我中樞領袖應如何激勵軍民,發動全國之整個抗戰。乃前方守土將士浴血殺敵,后方之外交當局仍力謀妥協……”1946年12月12日,周恩來在延安人民舉行的西安事變紀念會上講演時指出:“唯獨蔣介石先生別具心腸,硬要在日寇進攻綏東之際,拒絕東北軍請纓抗日,強迫張學良、楊虎城兩將軍繼續進行內戰。但他這種倒行逆施,不僅未能達到目的,反而激起了西安事變……”西安事變是由諸多原因誘發的結果。蔣介石拒絕張、楊援綏之請,也是觸發兵諫最直接的原因之一。
  
  綏遠抗戰是國民政府駐綏部隊抗擊以日本人為顧問、以偽軍為主力,旨在保衛國土、收復失地而取得圓滿勝利的一次戰役。僅就軍事角度而言,最主要的原因是戰役指導正確。它一掃3年前長城抗戰中分兵把口、處處設防、被動挨打的消極防御方針,采取了主動出擊、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作戰方針。掌握優勢,機動兵力,把打擊目標首先指向對我威脅最大、敵主力所在之紅格爾圖,爾后再及其他。每戰都集中兵力打擊敵之一部,對余敵取守勢。由于集中兵力各個擊破,使晉綏軍每戰均居于優勢。傅作義在戰后總結說:“以綏省現有之兵力,若分路迎擊,必致兵力分散,處處薄弱,重蹈過去長城抗戰各不相及之復覆,難期成果;必須集結優勢,先擊一路,再及其他,期能各個擊破。”
  
  采取奇襲戰術也是獲得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。紅格爾圖之戰時,傅令彭毓斌、董其武率部出敵不意地抄襲敵后,使其猝不及防。百靈廟之戰時,各部隊“晝伏夜行,竭力秘密”,逼近敵陣地;迨全部攻擊部隊進入攻擊位置時,“百靈廟守敵仍在酣睡,竟一點也未發覺”。
  
  另外,重視心理戰、采取軍事打擊與政治爭取相結合的策略,亦為獲勝的原因之一。“以華制華”是日本侵略者慣用的手法。傅作義認為,對德王、李守信、王英等死硬分子難以策反,但廣大的漢、蒙官兵一般都有愛國思想,不甘心當漢奸。為了策反、瓦解敵之營壘,駐綏軍在1936年夏即成立專門機構,以“中國人不打中國人”的口號與偽軍接洽。隨著日、偽軍在戰場上的不斷失敗,偽軍紛紛反正,使“敵力大減,敵氣沮喪”,從而得以以較小的代價獲得重大的勝利。
  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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